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之四）

  第一,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贯彻了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核心问题的重要原则。这是四三方案规定的六条引进原则中的第一条原则。当时,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面临许多问题,其中影响面最大的是8亿7000万人的吃饭、穿衣等问题。

  在吃的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农业、轻工业不受重视,发展受一定的影响。1958年,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起步之年,又遇到以钢为纲的运动,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农业、轻工业进一步被挤压。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工作中的失误,造成人民生活的极大困难。为了改变这样的情况,中央决定实行农、轻、重方针,对国民经济做调整,提出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首先安排和保证农业、轻工业的需要。1961年12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搞十年计划,并分为两个阶段,1967年以前(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基本解决吃、穿、用问题。1964年4月底,国家计委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规定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全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李富春说:我国一穷二白,有六七亿人口,吃、穿、用是个大问题,只有把人民生活安排好，才能更好地建设李富春还分析说,工业规划,要体现支援农业、农轻重、吃穿用每个方面，要把这此都带动起来,重点是什么?是否主要是化学工业，因为化学工业产品繁多，全与支援农业、农轻重、吃穿用、提高工业产品质量品种、加强国防有关。化工解决了，即解决了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在这段时间,国家计委安排了各部委汇报，其中第一个就是化学工业部党组关于化学工业长期计划的汇报。根据李富春的意见，国家计委的三五计划纲要还优先列出了化肥、化纤的发展目标。

  1964年5月10日到13日，毛主席连续四天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他认为国际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我国旁边的环境出现了紧张气氛，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毛主席把这些看得很重,几次提出要准备打仗。在听取汇报十多天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明白准确地提出要进行三线建设。这样就把“三五”计划准备解决吃、穿、用问题的指导思想完全改变了。毛主席还讲了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基础工业)的观点,批评国家计委的规划是“没有坐稳”。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别的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这样，农轻重的方针实际上改变了,解决吃穿用问题已不可能。不久，“” 爆发,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泛滥,农业、轻工业再次受到破坏,人民生活的困难更严重地凸现出来。从以后,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再到时期,粮食、棉花的生产供应长期徘徊,甚至每况愈下。直到“四三方案”引进4套化纤和13套化肥以后,情况才日渐改善,并最终为20世纪80年代解决温饱问题奠定了有力的物质基础。

  粮食生产,由于受耕地面积限制,我国多年的努力方向都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单产有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肥料,所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就是这一个道理。我国化肥工业,在著名化学家侯德榜的主持下,设计了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氨工艺,规模为年产2000吨装置,这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小化肥。全国共建了1533个。小化肥数量上来了,但质量不行,它的肥效,即有效养分只有17.7%,有些还达不到。而当时国际上已经兴起的大型化肥厂生产的尿素,有效养分高达46.3%,肥效接近小化肥的3倍。据农业部门施用资料介绍,施用1公斤尿素可增产稻谷4~5公斤。尿素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

  我在前面讲过,四三方案的最早引进计划是4套化纤、2套化肥,后来发现这批装置先进,生产的尿素增产效果非常明显,就很快扩大到13套。以后,又继续引进,结合国内的国产化设备配套,大化肥总数达到33套,年产尿素1593万吨。按照1比4~5的增产效果计算,1593万吨尿素可增产稻谷近6500万~8000万吨,增产效果十分显著。我国吃饭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稻谷的增产,除了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因素外,主要得益于两条，一条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高产品种,一条就是尿素。没有这两项物资技术条件，面对市场急骤增长的大米需求,我们将无法应对。化工部部长孙敬文曾对我讲过，他们算过一笔账,1977年底,四三方案中引进13套大化肥，已有7套投产，到1978年6月,累计生产尿素361万吨。如果进口同样数量的尿素，按当时国际市场行情报价计算,要用外汇5.2亿美元,超过这7套化肥装置引进所用外汇的1倍。因此,从经济上算账,是非常合算的,我国农业增产，以全世界约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1％的人口的吃饭问题，化肥的作用功不可没,四三方案的引进设备功不可没。

  在穿的方面,引进化纤成套设备,解决穿衣用原料问题。新中国的化纤工业没有基础,1957年的总产量才200吨,是做人造丝的。通过多年的努力,到四三方案引进这批设备之前的1972年，我国的化纤产量也只达到13.7万吨,占当年国内纺织原料的5.5％,和西方发达国家化纤在纺织原料中占40%相比差得太远,根本解决不了纺织原料不足的问题。通过这次引进,4套化纤技术设备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加上后来改革开放大环境的推动,我国化纤工业快速地发展,到2003年,全国化纤产量达到1161万吨,占全世界化纤产量的1/3,比美国都多。我国已变成全球第一化纤大国。2003年,我国使用的纺织原料总量为1700多万吨,其中化学纤维1181万吨,占纤维总量的2/3还要多,这对于衣着的丰富多彩,对于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它们的用途,大体上是衣着用占1/3,家庭装饰等用占1/3,工业用占1/3。这个使用格局,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已大体相当。这也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我国纺织工业的发达程度,特别是化学纤维对改变纺织原料结构的重大作用。从衣被甚少到变成全球第一纺织大国,我们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这在世界纺织史上是创纪录的。现在我们国家生产的纺织品不仅仅可以满足国内的需要,还大量出口,2003年出口额达到804亿美元。人民的衣着越来越丰富多彩,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少不了的衣、食、住、用、行中,我认为,解决得最好的是穿衣问题。现在穿的情况,国内最发达的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比较,差别不是很大。其他吃的、住的、用的、行的方面则差距太大,没有很好的方法比较。同样,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无论是同美国比较,还是同欧洲比较,老板和老板比,一般人和一般人比,我们穿的算是十分好,差别也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四三方案这批化纤技术设备的引进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没有这批项目的引进,人民群众的穿衣状况根本达不到今天的水平。

  在用的方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做洗衣粉原料的烷基苯项目。洗衣粉是现在每家每户每天都少不了的，城市也好，农村也好,都是如此,但是过去要凭证供应,数量极少,洗衣服主要靠肥皂。肥皂是用天然油脂做的,三年困难时期,人都没有吃的了,哪里还有油脂用来做肥皂呢?当时找我们研究,通过试验的合成脂肪酸工艺技术放大以后，搞了一批小厂，用化学原料来生产肥皂。但是因为一些技术问题没解决，产出的肥皂臭味太大,给我们讲笑话:煤矿工人从井下上来，没有肥皂洗手，脸是黑的，老婆不让上床,后来用了合成脂肪酸做的肥皂，有一股臭味，老婆还是不让他上床。当时就是那样一个局面。后来我们把几十个技术落后的小厂统统关了。这主要是靠了南京烷基苯厂,当时引进的规模为年产5.2万吨，后来经过改造扩建，2003年的产量达到93453吨。他们还同台湾的企业合资，又建了2个厂,3个厂加在一起，2003年的产量是14.6万吨,除了充分满足国内需要外,还以14.4%的产量出口。

  早在1964年,李富春在研究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就设想以化工为重点,带动工业发展,解决吃、穿、用问题。应当讲，李富春讲的这个大思路,是先进的、正确的,是当时工业化国家实行重化工业政策并取得巨大效果的成功经验。可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正确思路没有被毛主席采纳。10年之后,在周总理的领导和主持下,这个思路实践了,成功了。历史证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在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解决自然资源短缺的突出矛盾,尤其需要走好这段路。

  第二,通过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我们才真正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知道。新中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对象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尽管它们当时把自己比较好的技术给了我们,但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有局限性,这些技术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美国技术,到20世纪50年代在世界上已经不能算是先进的技术了。再加上当时苏联实行两个阵营的理论和政策,苏东国家其实就是自成体系和自我封闭的,它们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更谈不上对我们与世界的交流合作提供帮助。第二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交流与合作,合作伙伴大多数来源于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和美国等。本来早在1964年1月,毛主席在听取工交会议汇报的时候就讲过,我考虑到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到我国来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后来因为国际形势的持续紧张和的发动,毛主席的这个设想一直没能实施,一直到8年以后,也就是1972年才得以实施。这批项目的引进,不仅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的技术、先进工艺和先进设备,还带来了先进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带来了广泛的最新市场信息,我们通过这批设备的引进，切身感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变化，看到了究竟什么是技术先进、什么是高度发达的工业、什么是高效率的劳动生产,对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有了深刻的认识。我国工业化的道路究竟怎么走,我觉得不通过这批项目的引进，是感受不深的。举一个例子，当时我们的一个年产10万吨合成氨的中型化肥厂，职工一般都需要上千人，甚至更多，但是我们引进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的大型化肥厂，职工定员只有100多人，两者劳动效率相差10多倍。当年国家计委李人俊主持审查这批项目,部门和地方工作的同志怎么都不同意把人减下来，各种机关科室、托儿所、食堂等后勤人员统统都要保留。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我们过去都只是从书本上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大生产的专业化、大协作的情况，实际上我们自己做的，还是长时间坚持小而全、大而全。这种做法导致了我们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背的包袱慢慢的变大,使国有企业一直摆脱不了困境。

  第三,通过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人才,造就了一支对外工作的队伍，积累了经验,为以后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我们通过第一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专家和管理干部,但是这批干部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主要体现在技术、企业管理上。通过第二批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我们培养的人才、训练的队伍,才真正从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积累了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懂得了向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一些门径,特别是怎么利用国际长期资金市场筹措资金、怎样引进软件、怎样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问题等。据我所知,参与领导第三次大规模引进的很多骨干,都是从参与第二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项目的人员中调去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可以取得西方国家用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达到的成就,应该归功于理论,归功于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经济制度,归功于我国政府的开放政策。但是,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的作用,我觉得是功不可没、不可忽视的,它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示范带头的作用,使我们较早地从苏联、东欧国家转向西方发达国家,转向积极全方位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假如没有当时的工作,没有它打下的基础、创造的条件,我们以后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解决这些困难所要付出的代价也会大得多。

  （陈锦华：1929—2016 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宝钢建设指挥部总指挥、中石化总经理、国家体改委主任、国家计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